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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我的路，并不在乎这里先前是否有路
——袁生中《归真堂画语》
如果要论及当代中国人物画的变革与创新，袁生中是不可多得，而又不可不谈论的当代实力派画家。
细究其因，我试图从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上的某些现象谈起。恕我直言，中国画发展到近、现代，特别是在人物画方面，虽然出现了所谓“百花齐放”的繁盛局面，但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与创新是不容乐观的。种种怪诞、颓废、衰败局面的直接后果便是当下人物画创作两种不好的现象：一种是极端的西化主义。也即在当代社会风潮中醉心西方文明者；另一种是数典忘祖，抛弃传统文化的创作风气者。这两种现象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认为传统文化对中国画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不大，可有可无。其现象的表现形式就是人物画创作的制作化、照片化与空泛化等诸种缺陷，这些都直接导致了中国画艺术作品精神内涵的缺失或虚无。更重要的是，它失去了中华民族的丰富智慧、创新能力和精神风貌。以至出现了近、现代以康有为、陈独秀、鲁迅、蔡元培、徐悲鸿等一批先觉文化精英的“中国画革命派”运动。其实质而言，这场运动是对中国画学之颓败以及中国画的保守势力进行猛力抨击的美学革命运动。事实上，运动的艺术思想和开发的文化心态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引起了袁生中的重视和关注。“纯文人画虽然仍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但总觉得与时代脉博不合拍，特别是那些粗制滥造，千篇一律的仿古之作，我不禁油然而生出一种民族的虚弱感和自悲感，这也许是促使我探索中国画新的表现手法的潜意识。”此言足见他艺术见解的精湛和艺术思想在实践中的反判与自立精神。
上世纪70年代，在四川美术学院进修期间，袁生中受过相当严谨的学院式人物造型教育和训练，通过对西欧大师技法的学习，不仅掌握了非常扎实的素描和笔墨造型能力。同时他还精心研究传统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自然与人生体验的“天人合一”礼乐一体“依仁游艺”和艺术思维中心物关系的“以兴起象”的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人文精神。在艺术风格上，袁生中有着明显的笔墨符号和时代特征，即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对真实物象的形象塑造，把其客观再现上升到饱含个体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层面上。与此同时，还摒弃了一切影响主题思想的动态与细节，以形象的整体性和笔墨多元性来营造视觉的亲切感和崇高感。所以，我以为袁生中的作品是在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中，用相互对立、渗透、互补、交替以及诸如此类的范畴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情感的综合关系上都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作为“生活型”的画家，袁生中这样认为：“我就是画我们乡下农民，画我生活中所见到的东西。”就此而言，愚以为“生活中所见到的东西”，是袁生中以“精研古法，博取新知”为基线，特别重视对现实生活的发现、研究、学习，在对生活选择的倾向性中饱含丰富的情感去倾心地表现生活。这不仅是对中国画内容、形式和历史的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对中国文化精神不断体认升华的过程。很自然地，袁生中的人物画是在传统文化整体体系中，更关注自然、人生、社会，并用丰富的艺术形式创造艺术意象，表达思想感情。现仅举二图试以分析：
其一，为袁生中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长卷《巴山夜话》。在作品中，画家以多年积累的绘画语言，敏捷地捕捉自己生活中朴实、勤劳、智慧的农民形象。画家借用写实主义手法，通过勾勒、皴擦、点染等艺术表现手法对农民不同的头部特征和形体结构的深刻描绘，形象地叙述了农民创业的变迁史，具有耐人寻味的艺术情趣。画面没有星月的点缀，风露的渲染，画家仅仅通过艺术语言的“尽情”挥洒，就唤醒了乡愁，也唤起了雨打芭蕉“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遥念。我想画家当时的创作的心情与古今悠悠思乡游子的心绪恐怕也没什么两样吧？尤其是画家在人物描写、情节安排、艺术结构等方面相反相成的艺术机体里，以丰富的墨韵浸渍出巴山人“夜话”的表现手法，以墨韵起，以墨韵结，首尾相顾，循环往复，脉络清晰明了，思绪起伏跌宕。这不仅升华了艺术中的“夜话”主题，更印证了“黑团团里墨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的哲理意蕴。
应当说，对生活的挚爱、对劳动人民深厚而特殊的感情，始终主宰着袁生中的艺术创作。继后的《村头写生》《爷孙俩》《春到农家》《荷塘清趣》等一系列作品，也是在这一深厚的土壤和真挚的感情中创作的。
其二，《和阗玉》是袁生中的人物画代表作之一。此画以“和阗玉”历史事件为构思依托，通过纪念碑式的群像构图、苍茫凝重的艺术形象和气壮山河的场景，彪扬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拼搏奋进的民族精神。画面的造型、章法、笔墨、设色、肌理等诸多方面，使其产生了完美的艺术形式。这也是他广采博纳、融汇中西、浩然大气的水墨写意精神的体现。这幅画抒情的色彩和浪漫的气息很浓，画家打破切入角度和表现样式的单一格局，把散见于历史中的美，大胆地抽取、提炼、集中起来，在用饱含情感的艺术语言，描绘历史的凝重和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切。因此，袁生中对历史画不是简单的回顾与再现，恰恰相反地，他是要通过对历史的重温，去寻找历史中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灵魂。当我们再次读到那先民们在茫茫戈壁中赶着嘶鸣不已的马匹相互扶持，慢慢向前推移时，我们定会被那段历经艰难，长途跋涉的历史挽歌所感泣。特别是作品“不知当年为一人之奢欲，劳动人民几多血泪，几多枯骨”的题跋，无不使读者深深感到作品已经远远超越了绘画题材的自然本性，完全寄托了画家的理想追求、精神情怀和对地域群体价值历史题材绘画的人文关怀。从艺术审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画家个人与观众群体的关系，即画家的立场和态度引导着读者审美的价值取向，同时艺术作品的情感又提升着读者审美的价值取向。所以《和阗玉》在读者对历史事件的认识中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并对那段历史进行反思、启迪和美化我们的现实生活。
与《巴山夜话》相比，《和阗玉》是一部雄浑激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大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撼人气势。坦率地说，画家通过笔墨语言所表现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也是画家本人人格、思想、情操的写照，这就直接表现在他通过强烈的艺术对比类型运用，对先民们的人物造型、行为、神情等方面都做了大胆尝试，可以说是对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时代性革命。所以，我深信《和阗玉》必将载入中国美术史册。
在艺术内容方面，袁生中的人物画作品可分为历史型与现代型两大类。历史人物类多以古代诗哲、名士或历史故事乃至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为表现对象，这类表现手法力图革除以素描代替中国画造型某些弊端，通过丰富的笔墨语汇和个人情感的抒写，深化了对传统“六法论”“形神论”和“写心说”的再认识。譬如《藕花深处》《白鳝仙子》《老子出关》《一树梅前一放翁》《观鱼图》等作品；现代人物类则多取自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家常琐事、劳动放牧、生活闲谈等，这部分作品画家则以“骨法用笔”为原则，强调“写意”与“写实”两种不同概念的融合。即得其“物我两化”之妙。两者相互比较，我们会发现，较之历史人物方面而言，袁生中在以“以形写神”为中心思想，强化笔墨变化与相互关系的构想中，扩大了现代人物创作的区域性和特征表现，纳入了对少数民族风俗和西欧风情的开拓与思考，以适应中国人物画在时代中表现现代人物的需要。这如《高秋图》《冰山雪莲》《宝贝》《晨曦》《阳光下》等经典作品。就笔墨关系而论，两者都是画家重视中西艺术共同追求的“画之本旨”的时代精神和主观感情中，用传统笔墨技法、现代构成意识与西方美学思想相结合的理念，把自己的绘画融入新时代精神体系中，使画中的意象创造、诗意表现、情怀深思更富于时代性和现代感。这种艺术取向就直接表现出画面性灵的抒发与视觉力的弥漫能够适应社会变化的开放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袁生中中国画艺术的主要特征就是把多变的构图形式，率意的笔墨语言，轻松的线条流韵，生动的人物造型，优美的画面节奏，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气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同时又在民族特点、时代精神、个人情感和科学逻辑的内在关系中，吸收西画之长，拓展与升华了中国人物画创作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在审美理想的空间关系中呈现出“承传统、融生活、兼西方、贯时代”的多维艺术格局。严格意义上说，这是画家从思想模式、精神风貌、心理状态、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的层面上探讨和研究这一格局中多元化传承、融合、更新与跨文化交流的结果。
在对西方“科学美”持续不断的催化后，近年来袁生中先后游历西欧各国，其雕塑、建筑、版画、漫画、油画和欧洲古代文明遗迹都给了他精神上的洗礼，从这之后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坚定了对欧洲文化博大、深邃、精确、完美与中国画“神韵”论表现相结合的艺术探索信念，创作了大量笔墨意趣和生活情趣相得益彰的诸如《母女》《阳光下》《宝贝》等以欧洲题材为背景的人物画。透过画家构建的笔墨空间关系，袁生中是以东方赤子的眼光去分辨和挖掘更广泛、更丰富、更精明的真善美的内涵，进一步充实自己的创作法则。
袁生中擅长于中国人物画，但他也用同样的充满对生活、自然与社会的爱并以抒情性的笔触表现花鸟画。《雏燕》《松鼠》《兰菊图》《林间》《苍鹰图》诸作品都是他颇具个性特征的代表作品。
文近尾声，掩卷长思。我这些读画的文字，只是对袁生中中国画艺术的注释与漫想。但袁生中在《巴山夜语》后记中写到的“我喜欢肖像画，工作之余常到文化茶园或农家院坝去写生。”和“我并不想表达什么主题内容，仅仅记录着绘画人生所走过的步履脚印。因此将这些来自底层质朴无华真实存在的形象作为素材保留，事实上有的已经用于创作中。多年写生那种执着经历与刻苦磨练，尤为值得回顾和珍惜，也许永远无法找到那时的感觉呢。”的文字记录，不仅为我所赞赏，也给了我们强大的冲击力与震撼力。这冲击与震撼就是袁生中融物质材料、形式语言、精神意蕴于一体，以古老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感性与理智、具象与抽象、历史与逻辑的交织而成的视觉美感强化了中国画的本质特征。这不仅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力，而且也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袁生中的中国画艺术，是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中国画在现代文化与现代审美条件下变革与维新的一种新样式。在历史中，它必将留给人们无尽的思索和赞叹。
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于成都浣花溪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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