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归真堂首页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群勇

    “……袁氏的作品以西洋的和东洋的画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独自的画境,确立了其作品的地位,的确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里摘录的是日本当代著名画家森本草介先生与日本画家下山光雄通信中对袁生中先生作品的评语。翻开袁生中先生数本画册,不仅为袁生中先生近二十年来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而钦佩,更为博大精深,纵横姿肆,扬扬洒洒的画面所感染。从题材的广泛、手法的多样、形式的新颖、审美观念的新奇、造型能力之强以及文人写意画特有的笔情墨韵无不令人叹服,或人物或花鸟,均能达到很高的艺术造诣。因此,我明白了日本著名画家何以有以上的评语。 
    袁生中出生于川东大竹县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对绘画着迷,但贫困的家庭,使他买不起纸和笔,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兴趣,于是他用树枝、木炭、石灰块在墙头地坝写写画画。一切课本的空白处更是他的用武之地。在他刚读完高二的时候,史无前列的社会动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下使他报考美术学院的大学梦破灭了,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画画的劲头,相反倒给他创造了不少学习的机会。当时形式主义盛行,每年学校,县文化馆都要画许多宣传画,他很少去思考是不是为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重大主题,更多的是他把它看成学习画画的天赐良机。从领袖到工农兵、从数十米巨幅宣传画到一两寸大的幻灯片,叫画会么他都乐意而为,甚至有一种求之不得的心情,所以在别人文批武斗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在县城已是小有名气的“画家了”。因此,1969年高中毕业后被昆明部队特招入伍,做了数年军旅美术工作者。1974年初,由于工作需要,他被调至昆明陆军学院画战例图,又是因为他有强烈的绘画兴趣和创作欲望,经过几番周折最后终于离开部队回到了老家,又经过几回曲折他被安置在文化馆作群众美术工作。1978年他又考入四川美院国画进修班,虽然是进修班,但当时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年,一年的专业课程可比工农兵学员三年的专业课程还多,他庆幸能得到这样的学习机遇,毕业后又回到了文化馆。1982年他得到省美协的重视,指派到文化部中国画研究院去创作。1984年四川省组建画院,他被选中举家迁入成都。当初他能以三位专业人员之一从偏僻的县城调入省画院,可想而知其非同一般。曾经奢望一辈子能有稀饭饱腹便是幸福的村野牧童,走过了宛延曲折、坎坷不平的山间小路,毅然步入了神圣的艺术殿堂,这里面除了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之外,更多的是他孜孜以求百折不回的探索、创造并且取得较大成绩的结果,从进入四川省画院至今,他近二十年如一日象一个虔诚的信徒那样如痴如醉地塑造着他心中的缪斯,今天他如一颗璀璨之星闪耀在当今的中国画坛上。 
    或许袁生中来源于社会的底层,早期的作品主要表现普通人的生活面貌,劳动人民的忙碌和生活重压、娃娃的童真稚趣,如《月光曲》、《巴山夜话》、《爷孙俩》、《巧妇弄炊》、《暖鞋》、《听琴图》、《秋声》、《乡趣》、《荷塘清趣》、《吐鲁番之秋》、《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翻绞绞》、《晚秋》等等。这些浓郁的乡情之恋无不倾吐着作者对劳动人民的真挚情感。那淡淡的月色,那抖动的似千钧之重的铁锤,那长长的旱烟竿,充满天趣的娃娃的脸和那双摘取红樱桃的小手,那饱经风霜和世事的老农干瘪脸上的苍桑痕迹和长满老茧的大手,每一个动作和表情,无不描绘出一派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气象,流动的笔墨,安祥的神态无不表现出善良人民内心永远对那份平和、安宁、吉祥世界的祈求和对幸福生活的热爱与向往,这些作品赋予人们亲情、善良和博爱的启迪。作者从平民百姓中走来,他要用劳动回报于平民百姓。除以上所列举的一些作品外,巨幅国画《和阗玉》是他这种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1972年当他还是二十出头的热血军人的时候,第一次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院,庞大宏伟的古典建筑,数不清的希世珍宝,他看了一整天,除了欣赏其美之所在,感受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博大获得历史知识和启迪之外,更多的是思考。在乐寿堂内,一尊雕刻有大禹治水故事的大玉石吸引着他,他反复地看了介绍这块大玉石成为奇珍异宝的历史背景,并作了记录,这块重万余斤的玉石采掘于新疆和阗地区,遵照乾隆皇帝之旨意,从万里之遥展转搬运至京,又从北京运至杨州由能工巧匠雕刻成大禹治水玉山,然后再运返北京,历时十一年的坎坷历程,令他惊叹不已。从那时起他就已萌动了创作激情,以后他每次去北京都要参观故宫,并伫立于那尊大玉前遐思,直到1988年他终于以极大的热情画出了长500公分、宽180公分的巨幅力作。在这幅作品上端附有长长的题跋,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此玉山晶莹质润,雕镂精妙、造型生动、气势磅礴,堪称国之瑰宝,世界制玉史上亦无出其右者,后人观之无不为之倾倒,然,不知当年为一人之奢欲,劳动人民几多血泪,几多枯骨!为感怀苦难民族之悲壮历史,作斯图以纪念。”足以表明作者创作的意图和心迹。从技法角度而言,亦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他一反抒情的笔调,改用辛辣艰涩的笔触塑造了数十个不同特征不同神态不同年龄的人物形象,噪动嘶鸣的马匹,血染的戈壁,遮天蔽日的尘沙风暴,极尽艺术宣染之能事,使画面呈现出排山倒海之势,而又不失其中国画特有的笔墨神韵,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阗玉》虽然表现的是两百年前历史事件的一瞬间,但创作思想的深度却是无限的,它折射出的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悲壮历史阴影,在中国人物历史画卷上具有高度思想内涵和作者技术水平相统一的巨幅作品寥寥无几,所以无论今天学术界有否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和阗玉》终将和其他有份量的大作一样定会在中国人物画史册上占有一页。 
    袁生中有两本画册的扉页后面均有一句话,其中一句是西方伟大诗人旦丁的格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另一句是他自己的警句“我走我的路,却不在乎这里先前是否有路。”从这两句话中可以联想到他后来所创作的许多作品,明显感觉到在艺术道路上他是一个不会循规蹈矩,永远不满足现状、充满探索和开拓精神的人。他深知艺无止境,学海无涯,当今是一个竞争的时代,艺术创作虽然不能以变幻花招取悦观众,便默守陈规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也不是有出息的艺术家,于是他对自己进行反思和剖析,经过一段时间彷徨之后,又踏上了新的探索之路。
    袁生中先生早期学习素描和油画,在美院学习期间,进一步加强了他的造型功底。他十分景仰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们和他们那种充满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品,佩服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乔尔乔内、布歇、安格尔、布格罗等大师的技巧,然而他毕竟是生于斯、长于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具有东方素质的中国人,多年来苦苦钻研文人写意的笔墨技法,而且驾轻就熟。他根据自己中西兼善的优势,以东西方文化的双重理念为背景,并找到它们的结合点,以中西合璧的手法把自己的艺术宝塔建立在大师们的艺术圣殿之上。在他看来,当今时代是一个东西文化相互感染、渗透、穿插、移植、嫁接、而不断产生新的文化的时代,他用了“兼容、并行、共生”六个字表达了他的艺术主张,排斥不如包容,在这种审美理想的指导下,以古典神话故事为题创作了一大批中西法并用,虚实相兼的人体作品,这些作品展现出一种全新的视觉,给人以新奇、充实和纯真之感。他用缜密精细的笔触将人物刻画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然后用大起大落、潇洒浑然的笔墨造景,形成视觉上的反差,展现出怪诞而又真实的奇特效果。值得指出的是袁生中采用人体再现的形式,是因为这种形式更能表达他自己的审美理念,他认为对人性和人体美以及对人的本身价值的肯定与讴歌,正是传统中国画的至命弱点,把古典神话故事作为选题也是有他独到思考的。他对那些貌似清高故作姿态似不食人间烟火而又阿Q精神十足的所谓传神写照不以为然,他要以全新的手法 塑造他心中的女神,而这些女神,又是人格化,生活化、世俗化、时代化的。在他的文章中有如下的一段话“……余以为神仙人格化、生活化、世俗化、时代化方知民间疾苦,倘高高在上,尽享人间烟火似作清高孤傲深不可测之状,贪官污吏横行却视而不见,百姓饱经天灾人祸而袖手旁观,如此神祗不可奉也,余以此法为之,意在求其真善耳”。可见袁先生并非在作单纯的人体画,更不是有的人认为是为了赶市场经济而画人体画,而是赋予了作者更高的精神境界,我们切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哟。袁生中先生还认为中国绘画史上人体画更是一块贫瘠的处女地,用这样的手法作画,毫无疑问是一种破天荒的行为,这些作品将使子孙后代争论不休,无论肯定与否定,然而它的思想内涵是以曲折、含蓄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意识,定将为后学者所肯定和推崇。众多女神作品和《和阗玉》一样将在中国绘画史上并驾齐驱。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是一句诗,也是袁生中先生一幅作品的命题,正好比喻他今天的艺术成就。路漫漫其修远兮,在分享他献给人们丰硕的精神食粮的同时,让我们衷心祝愿他象女娲补天那样以更加坚毅的使命感,继续跋涉前进,用更多的激情表述这个东方民族在历史尘埃背后的前景,塑造一座艺术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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